第120章 举报汪大艰
听到有人叫自己，梁斌连忙把查询页面整个都关上了。他转身看去，发现又是在档案馆工作的一个熟人。
梁斌心里怦怦直跳，心里说:好悬啊！幸亏自己眼疾手快，把查询系统给关上了，不然被发现，可就不好解释了。万一再传到汪大艰耳朵里，就更糟了。
那人与梁斌聊了几句，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。梁斌心有余悸，一时有些犹豫，还要不要再看最后那一条了。最终他还是不想留下遗憾，确定周围没有人之后，才重新打开系统，查到了那一条。
看到内容之后，梁斌简直乐开了花，那是一份形成于二十多年前的档案，是汪大艰亲笔填写，上面记载着他的籍贯，还有家庭成员姓名，他的母亲名叫张红！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？
梁斌的记忆力非常好，他把那份档案上的内容记在心里，就关上了查询界面，向档案馆门外走去。
工作人员还很纳闷，问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快就查完了，有没有需要复印的材料。梁斌回答，他这次只查一个人，查到了也就该走了，不需要复印。工作人员在忙着给其他人查档案，也就没有追问他查的是哪一个人。
只查到汪大艰的母亲叫张红，显然还不够，如果能查出他还有家人或者亲戚叫汪世成、张莎莎，而且他们都不具备担任特约编审的资格，那就完全可以说明汪大艰以权谋私，让家人冒领补贴。
既然已经知道了汪大艰的详细籍贯信息，梁斌决定去他的老家汪家庄一探究竟。
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为了写毕业论文，梁斌曾经到很多个地方开展过田野调查。后来毕业的时候，梁斌的母校把研究生证发给了学生，留作纪念。这一次，他就拿着研究生证假装是一个研究生，到汪家庄做田野调查。
对本村情况最了解的人，应该是村干部。来到汪家庄之后，梁斌直接到了村委会，与村干部见面。
梁斌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，从农业问起，进而转到经济，再转到本村的人才，似乎不经意地就提到了《玮城春秋》杂志和汪大艰，然后貌似很好奇地询问汪大艰家里还有什么人。
村干部并没有发现梁斌这次是来调查汪大艰的，就如实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。
汪大艰的父母都健在，母亲叫张红，两个人都没什么文化。张红有两个儿子，汪大艰是次子，长子叫汪向前。汪大艰的父母都住在村里，汪向前没什么本事，也在村里。汪大艰的妻子叫张莎莎，儿子叫汪世成。
汪大艰的户口原本早就从村里转到了城市，张莎莎和汪世成的户口原来也不在村里。
这几年，农村户口开始吃香了，为了在村里占块地，汪大艰就把一家三口的户口都转回了村里。如果不是他们的户口在村里，村干部还真想不起来这三个人是谁。
至于张莎莎和汪世成现在做什么，村干部并不清楚，不过，按照汪世成的年龄，他如果学习还可以的话，现在应该在读大学。
除了这些之外，村干部还提供了一个信息，汪大艰有一个叔伯兄弟在玮城开饭店。
这次汪家庄之行，梁斌可谓收获满满。他本以为，汪大艰聘任的三个特约编审，怎么着也得有点隐蔽性吧，不会是身边最亲近的人。
他没有去汪大艰住的小区调查，也有这方面考虑，他觉得那三个人不太可能是汪大艰的老婆、孩子，那样也太明目张胆了。
然而，汪大艰就是这么直接！
梁斌仔细一想，这正符合汪大艰的性格。他对谁都不信任，而且又极为吝啬，又怎么会让“外人”担任“特约编审”？
如果真是找亲戚当“特约编审”，补贴就得打到亲戚的银行卡里，汪大艰能放心吗？把钱打到亲戚卡里，他不得给人家分一点？他舍得吗？还是把钱打到老婆、孩子和父母的卡里最放心！
虽然没有打听到张莎莎是做什么工作，但想举报汪大艰，现有的证据就足够了。
回到家之后，梁斌就开始思考如何举报汪大艰，网络举报无疑是最为方便的方式。他亲见过周方平在网上留言惹祸上身的事情，自己现在虽然没有工作，但毕竟是尚未正式录取的博士，做事还是谨慎一点为好，以免影响录取。
为了不留痕迹，梁斌没有用自己的电脑，而是到了网吧，用那里的电脑写匿名信，而且专找不需要留手机号码的网站举报。
举报内容集中在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主编汪大艰以权谋私，任用家人担任特约编审，套取财政资金。他还顺带着提到，汪大艰能力极其低下，根本不能胜任现在的职务。
为了能够让汪大艰下台，梁斌在多个部门的网站上都写了举报信。只要有一个单位能够认真调查汪大艰，他就肯定没好。
自从举报信发出之后，梁斌就一直在关注着每一个网站的动态。几天之后，各个网站陆续回复了梁斌，但都是说感谢他举报，有关部门会认真调查处理。
汪大艰真的会被处理吗？会是怎样的处理呢？梁斌迫切地想要知道结果。
又过了几天，从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传来消息，汪大艰真的被查处了。据说，调查组一来到编辑部，汪大艰就立刻交代了自己所有的问题，不管是调查人员已经掌握的，还是没有掌握的，他都说得明明白白。
汪大艰的妻子张莎莎在玮城一中的食堂里上班，儿子汪世成正在读大学，学的是物理学专业，母亲张红只有小学文化。他们都没有能力担任特约编审，汪大艰聘任他们，就是为了每个月领补贴。
除了套取特约编审的补贴之外，汪大艰还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发票，套取财政资金。各种非法所得，共计两万余元。
鉴于汪大艰犯罪情节较轻，而且认罪态度良好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，但被撤销了现职务和职称，被降为办事员，并调离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，去某街道办事处的文化站上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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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斌心里怦怦直跳，心里说:好悬啊！幸亏自己眼疾手快，把查询系统给关上了，不然被发现，可就不好解释了。万一再传到汪大艰耳朵里，就更糟了。
那人与梁斌聊了几句，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。梁斌心有余悸，一时有些犹豫，还要不要再看最后那一条了。最终他还是不想留下遗憾，确定周围没有人之后，才重新打开系统，查到了那一条。
看到内容之后，梁斌简直乐开了花，那是一份形成于二十多年前的档案，是汪大艰亲笔填写，上面记载着他的籍贯，还有家庭成员姓名，他的母亲名叫张红！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？
梁斌的记忆力非常好，他把那份档案上的内容记在心里，就关上了查询界面，向档案馆门外走去。
工作人员还很纳闷，问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快就查完了，有没有需要复印的材料。梁斌回答，他这次只查一个人，查到了也就该走了，不需要复印。工作人员在忙着给其他人查档案，也就没有追问他查的是哪一个人。
只查到汪大艰的母亲叫张红，显然还不够，如果能查出他还有家人或者亲戚叫汪世成、张莎莎，而且他们都不具备担任特约编审的资格，那就完全可以说明汪大艰以权谋私，让家人冒领补贴。
既然已经知道了汪大艰的详细籍贯信息，梁斌决定去他的老家汪家庄一探究竟。
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为了写毕业论文，梁斌曾经到很多个地方开展过田野调查。后来毕业的时候，梁斌的母校把研究生证发给了学生，留作纪念。这一次，他就拿着研究生证假装是一个研究生，到汪家庄做田野调查。
对本村情况最了解的人，应该是村干部。来到汪家庄之后，梁斌直接到了村委会，与村干部见面。
梁斌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，从农业问起，进而转到经济，再转到本村的人才，似乎不经意地就提到了《玮城春秋》杂志和汪大艰，然后貌似很好奇地询问汪大艰家里还有什么人。
村干部并没有发现梁斌这次是来调查汪大艰的，就如实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。
汪大艰的父母都健在，母亲叫张红，两个人都没什么文化。张红有两个儿子，汪大艰是次子，长子叫汪向前。汪大艰的父母都住在村里，汪向前没什么本事，也在村里。汪大艰的妻子叫张莎莎，儿子叫汪世成。
汪大艰的户口原本早就从村里转到了城市，张莎莎和汪世成的户口原来也不在村里。
这几年，农村户口开始吃香了，为了在村里占块地，汪大艰就把一家三口的户口都转回了村里。如果不是他们的户口在村里，村干部还真想不起来这三个人是谁。
至于张莎莎和汪世成现在做什么，村干部并不清楚，不过，按照汪世成的年龄，他如果学习还可以的话，现在应该在读大学。
除了这些之外，村干部还提供了一个信息，汪大艰有一个叔伯兄弟在玮城开饭店。
这次汪家庄之行，梁斌可谓收获满满。他本以为，汪大艰聘任的三个特约编审，怎么着也得有点隐蔽性吧，不会是身边最亲近的人。
他没有去汪大艰住的小区调查，也有这方面考虑，他觉得那三个人不太可能是汪大艰的老婆、孩子，那样也太明目张胆了。
然而，汪大艰就是这么直接！
梁斌仔细一想，这正符合汪大艰的性格。他对谁都不信任，而且又极为吝啬，又怎么会让“外人”担任“特约编审”？
如果真是找亲戚当“特约编审”，补贴就得打到亲戚的银行卡里，汪大艰能放心吗？把钱打到亲戚卡里，他不得给人家分一点？他舍得吗？还是把钱打到老婆、孩子和父母的卡里最放心！
虽然没有打听到张莎莎是做什么工作，但想举报汪大艰，现有的证据就足够了。
回到家之后，梁斌就开始思考如何举报汪大艰，网络举报无疑是最为方便的方式。他亲见过周方平在网上留言惹祸上身的事情，自己现在虽然没有工作，但毕竟是尚未正式录取的博士，做事还是谨慎一点为好，以免影响录取。
为了不留痕迹，梁斌没有用自己的电脑，而是到了网吧，用那里的电脑写匿名信，而且专找不需要留手机号码的网站举报。
举报内容集中在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主编汪大艰以权谋私，任用家人担任特约编审，套取财政资金。他还顺带着提到，汪大艰能力极其低下，根本不能胜任现在的职务。
为了能够让汪大艰下台，梁斌在多个部门的网站上都写了举报信。只要有一个单位能够认真调查汪大艰，他就肯定没好。
自从举报信发出之后，梁斌就一直在关注着每一个网站的动态。几天之后，各个网站陆续回复了梁斌，但都是说感谢他举报，有关部门会认真调查处理。
汪大艰真的会被处理吗？会是怎样的处理呢？梁斌迫切地想要知道结果。
又过了几天，从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传来消息，汪大艰真的被查处了。据说，调查组一来到编辑部，汪大艰就立刻交代了自己所有的问题，不管是调查人员已经掌握的，还是没有掌握的，他都说得明明白白。
汪大艰的妻子张莎莎在玮城一中的食堂里上班，儿子汪世成正在读大学，学的是物理学专业，母亲张红只有小学文化。他们都没有能力担任特约编审，汪大艰聘任他们，就是为了每个月领补贴。
除了套取特约编审的补贴之外，汪大艰还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发票，套取财政资金。各种非法所得，共计两万余元。
鉴于汪大艰犯罪情节较轻，而且认罪态度良好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，但被撤销了现职务和职称，被降为办事员，并调离《玮城春秋》编辑部，去某街道办事处的文化站上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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